（錢穎一，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，曾任教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、美國斯坦福大學和馬裡蘭大學，早年留學美國，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碩士學位、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。）

一、中國教育的優勢是基礎知識和技能的“均值”較高

中國在大規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傳授方面很有效，使得中國學生在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較高。這是中國教育的重要優勢，是其他發展中國家，甚至一些發達國家都望塵莫及的。我們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政府和民間對教育的投入，中國傳統文化對教育的重視，中國學生在學業上花的時間多，都是原因。經濟學家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基礎教育，通常的度量是教師是否準時上課，學生是否有課本等十分初級的要求。雖然中國的基礎教育還存在很多問題，但教師的敬業程度還是令人欽佩的。即使是高等教育，在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方面，按平均水平來看，都是可圈可點的。這種教育優勢對推動中國經濟在低收入發展階段的增長非常重要，因為它适合“模仿和改進”的“追趕”作用，特别是在與開放結合在一起的時候。開放讓我們看到了先進，加上我們的畢業生基礎知識紮實，模仿能力強，掙錢動機更強，員工隊伍整齊，就有了很強的執行力，就追趕上來了。

二、中國教育的劣勢是基礎知識特别是能力的“方差”太小

“方差”小就是傑出人才少。兩端的人少，出衆的人少，“傑出人才”少，“拔尖創新人才”少。中國有13億多人口，但是至今沒有中國學者在中國大陸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。錢學森問：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？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。傑出人才是“培養“出來的嗎？也許不是。傑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境中“冒”出來的。所以創造環境遠比“培養”更重要。這裡有深層次的原因。中國學生缺乏好奇心、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。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來自天生，至少有一些人是這樣，但是後天會把它們磨滅。完全有可能的是，受教育越多，好奇心和想象力就變得越少。由此來看，正是我們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給“扼殺”了。再加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得不到培養，那學生怎麼可能有創造性呢？因此，不是我們的學校“培養”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，而是我們的學校“扼殺”潛在的傑出人才的問題。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殺，在個性發展受壓抑的情況下，人與人之間的差别就減少了。

“方差”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在不同發展階段是不同的。在低收入階段，經濟發展主要靠模仿和改進，人才“方差”小無關大局，甚至還是長處，隻要“均值”不低。但進入中等收入後，當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時，“方差”小的後果就嚴重了，因為這影響創新，特别是颠覆性創新。人才的“均值”高和“方差”小的特點，既能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成就，又能預示在未來經濟發展“新常态”中可能出現的問題。

三、中國教育的嚴重問題是在人的素養、價值等方面的低“均值”、高“方差”，造就了不少沒有人格底線的人

中國教育的問題，決不僅僅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，更嚴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沒有人格底線的人。如果說在知識和能力上是高“均值”、低“方差”的話，那麼在人的素養、價值等方面，我們的問題就是低“均值”、高“方差”了。低“均值”是指人們經常批評的人的素養平均水平低。而人的素養的“方差”大，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數。這在反腐中暴露出來的案件規模、程度中可領略，多麼讓人觸目驚心，不可思議。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、低人格的人做的。知識水平高，做人很差的，就是錢理群先生講的“精緻的利己主義者”。中國教育的問題，決不僅僅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，更嚴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沒有人格底線的人。這就要來審視我們的“人才”觀了。正因為我們對培養不出“傑出人才”有緊迫感，所以就特别重視“才”。這種急功近利的結果呢？不但“傑出人才”的培養仍是問題，而且輕視對“人”的素養的培養會造成更嚴重的問題。我們講人的素養，是一個真正的“人”所應具備的基本做人準則，是人格底線。愛因斯坦早就說過：“學校的目标應該始終是：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，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，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。” 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對她的長子威廉說，“你在成為王子之前，先要成為一個人。”他們講的都是先做人，再成才。因此，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，還不是如何培養“傑出人才”的問題，而是如何培養真正的“人”的問題。